部队进入草地后，由于环境、气候非常恶劣，使得草地行军十分艰难。而更要命的是缺衣少食，不少红军就因此长眠在了草地上。
眼看掉队、牺牲的同志越来越多，朱总司令令人将自己的坐骑也杀了，分给通信班、警卫班的同志做口粮，还向身边的同志发出了“尝百草”的号召，以使大家在茫茫草地上，寻找出一些无毒、可以食用的野菜、野草，渡过饥饿的难关。然而，要尝出一种能吃的野草、野菜，是要冒中毒的危险的。张思德在“尝百草”活动中，总是抢在他人之前。 据张显扬回忆：“有一回，部队在一片水草丰盛的沼泽旁宿营。
一个小战士来到水塘旁，突然高兴地叫起来：?野萝卜!野萝卜!?张思德过来一瞧，果然，离水塘不远的地方长着一丛丛野草，叶子绿，形状跟萝卜叶子差不多。那个小战士兴冲冲地跑过来，拔起一棵就往嘴里送。张思德忙赶上去。一把夺过来，先放到自己的嘴里，细细嚼了嚼，味道又甜又涩。不一会儿，张思德感到有些头晕脑胀，全身无力，紧接着，他肚子一阵绞痛，大口呕吐起来。他急忙对小战士说：?这草有毒，快，快告诉……?没等把话说完，张思德就摔倒了，一时失去了知觉。
半个多小时以后，张思德慢慢醒来，模模糊糊地看见小战士端着瓷缸蹲在跟前，他急忙说：?不要管我，快去告诉其他同志。?”张思德就是这样把生的希望让给同志们，把牺牲的危险留给自己。很快，这件事被朱总司令知道了，他表扬了张思德。
陈赓同志回顾自己革命经历的时候，曾经深情地谈起这样一件往事。
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赓同志感到砖瓦分疲惫。这一陈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看见前边脸皮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
那个家伙不过十一二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儿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赓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
小红军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上去，骑一段路再说!”
小红军倔强地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赛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走吧。”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红军，说：“你把它吃了。”
小红军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的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陈赓同志终于被这个小红军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
他骑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红军，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
“不对，我受骗了!”陈赓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红军，小红军已经倒在草地上了。
陈赓同志吃力地把小红军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红军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个牙印。
陈赓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红军停止了呼吸。
陈赓同志一把搂住小红军，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啊!”
“朱德挑粮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这是一首反映朱德同志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艰苦奋斗，与当地军民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的歌谣。
1928年秋天，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妄图把井冈山根据地军民困死、饿死。为了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的阴谋，毛委员和朱德军长向根据地的军民发出了这样的口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斗争。
那时候，部队吃粮，需要往返五六十里的山路到宁冈去挑，于是红军发动了一个挑粮运动。毛委员和朱军长同战士们一样，脚上穿着草鞋，头上戴着斗笠，翻山越岭，亲自参加挑粮。
当时，朱德同志已经40多岁了。战士们见他为革命日夜操劳，在百忙之中还和大家走山路过小河挑粮，生怕他累坏了身体，战士们都劝说：“朱军长，你那么忙，就不要挑了。”朱德感谢同志们的关心，仍然坚持要挑粮。战士们见劝说不起作用，就商量把他的扁担藏起来，以为这样朱德同志没扁担就挑不成粮了。谁知朱德同志又用竹子削了一根扁担，第二天又照样和战士们一起挑粮，战士们见朱德同志又有了扁担，晚上又把它藏起来，没有想到，第三天他又照样出现在挑粮的队伍里，而且他在新削的扁担上，特地刻上了“朱德记”三个字。朱德军长笑着对战士们说：“你们以后谁再‘偷’我的扁担，我可要批评。”朱德同志的一席话说得战士们都笑了。今天，这条扁担珍藏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内。
从此，“朱德的扁担”这个故事，就像长了翅膀，传遍了整个井冈山，也传遍了全中国，激发了全国人民争取革命胜利的斗志。
一九四五年秋天，红军进入了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能吃饱呢?班长眼看着他们瘦了下去，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鱼跃出水面，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的鱼，喝上了鱼汤。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吃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1934年11月16日，红6军团在湖南永顺县附近的龙家寨附近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消灭了湘军陈渠珍部3个旅的大部。
被俘虏的敌人或蹲或坐，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对自己命运的判决。正在俘虏中做教育工作的电台报务员龙振彪，发现有个俘虏手里拿着一块电台专用电池后非常兴奋：电台肯定在附近。
经指点，龙振彪在俘虏堆里找到了陈渠珍的电台队队长杨继昌。他走上前去，轻轻地冲着蹲在地上的杨继昌说：“杨先生!”
一句“杨先生”，让这位曾到德国深造的国民党无线电技术军官感动得两眼发红。接受短暂的教育后，他便主动带着红军来到后山，挖出了被埋藏起来的电台。
“抗战时，手下的一个连长曾悄悄告诉我，他曾经被红军俘虏过7次，每次都被释放了。”老红军刘月生始终认为优待俘虏是使很多敌人在关键时刻放弃抵抗的重要原因。
在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过程中，刘月生随红6军团在南浔铁路附近活动。“我们攻占了一个敌军医院，缴获了很多奇缺的医药。”他回忆说，“但伤病员一个都没有伤害，还发了遣散费让他们回家。”
1935年5月8日，为策应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红6军团主动进攻，包围了湖南宣恩县城，准备消灭前来救援的敌军张振汉师。张振汉受过军校教育，在与红军作战中，多次叫嚷“活捉贺龙”，气焰非常嚣张。
88岁的老红军肖荣昌当年是红6军团的一名报务员，目睹了整个战斗场面。他回忆说：“敌人的师部设在一个大石头后边，用电台发着SOS的求救信号。”
请示了军团长后，肖荣昌用电台向敌人发了一份明码电报，大意是：“诸位仁兄，你们已经没有希望突围了，希望你们不要破坏电台，完好地送给红军，才是你们的好出路，红军欢迎你们。”
张振汉师曾多次和红军交手，他们对红军的俘虏政策早有耳闻。当红军冲进敌师部后，他们果然把电台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全体报务员都加入了红军。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的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我们不信什么“神仙”，但也感到大雪山有点神秘可怕。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
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用手掂量着，心头涌起很多感想。
我们离开老根据地时，舍不得离开那里的亲如骨肉的人民群众。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要出发，清早就抬着各种慰劳品来送别。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杀寇立功”的字句。他嘴角抽动了半天才说：“孩子，带上这双鞋吧!这鞋一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我看着老大爷，看着手里的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伙伴;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它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去消灭敌人。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第一次从腰间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老根据地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我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
打遵义县城，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从远处射来的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要不是这双鞋，这颗子弹一定够我受的。同志们都替我高兴，说这双鞋真是“救命鞋”。
现在要过大雪山了，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说的话，心里充满了力量。是的，老根据地人民做的鞋是“量天尺”。我们就是用这个“尺”。从瑞金一步一步“量”到四川来的。今天我们又要用它来“量”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山顶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飘。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倒觉得蛮有趣。谁知越向上爬，地势越陡，天气也越发变坏了。狂风夹着鸡蛋那样大的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一件夹衣的身上，真像刀刮的一样。我看雪的兴致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只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脚就抬不起来了，但又不敢坐下来休息。我亲眼看见有三个同志坐下来抱在一起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暗地里留着眼泪，怀念着被大雪吞没的同志，心里十分难受。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四十五斤重的迫击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像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每次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像有许多老根据地的老乡扶起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树旁边，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真有点心疼。幸好除了子弹打的那个洞以外，别处还没有破，我赶忙把它脱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
